朱家雄谈课改系列--从一位国际著名学前教育专家的反思说起

江皋鸾鸟

　　大约四年前，笔者曾听过著名学前教育家斯波代克题为“寻找儿童发展与幼儿园课程之间的桥梁”的学术报告。当时笔者对斯波代克的观点不以为然。四年后的今天，笔者重温这个报告，品味这位学前教育家对其50年学术生涯的反思，不由得从内心感悟到这个报告的深刻含义。

　　斯波代克恳请人们检验的一个假设   

　　   

　　波纳德·斯波代克（Bernard Spodek）是美国伊利诺斯大学荣誉教授，世界著名学前教育家，主要研究早期教育课程、教学和教师教育。1976年至1978年斯波代克曾担任全美幼教协会（NAEYC）主席，1981年至1983年曾担任美国教育研究会早期教育和儿童发展组织负责人，现任环太平洋地区学前教育研究会（PECERA）主席。斯波代克热衷于研究亚太地区的学前教育。他曾出版过多种关于学前教育的重要著作，主要有《早期教育研究手册》《当代早期教育研究丛书》等。   

　　   

　　二十多年前，当斯波代克初次访问华东师范大学时，笔者就开始与他紧密接触。此后，斯波代克七次访问华东师范大学。笔者也曾应斯波代克邀请访问过伊利诺斯大学。自1999年起，每年环太平洋地区学前教育研究会召开学术研讨会，笔者都与他见面并作交流。   

　　   

　　在题为“寻找儿童发展与幼儿园课程之间的桥梁”的学术报告中，斯波代克对其50年的学术生涯（1952~2002年）作了反思。斯波代克回顾了上世纪50年代美国的教育实践。那时，教育实践并不是以儿童能学什么或能做什么为依据的，那时的口号是：“能，并不意味着应该。”到了上世纪60年代，美国开展了课程改革运动，学者们参与了课程内容的编制，他们当时依据的理论假设是儿童的经验与课程内容之间并不存在鸿沟，结果，课程改革失败了。   

　　   

　　作为老资格的早期教育专家，斯波代克认为，“其实，我们根本不清楚我们为儿童所提供的教育活动与儿童发展之间的联系是什么，却总是从儿童发展理论中去寻找课程的来源。”他根据自己的经验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课程“只考虑儿童发展是不够的”。他认定，“课程应该超越儿童发展，因为人们的文化价值观决定了什么才是儿童应该知道的和教师应该教的。教师不仅要跟随儿童的需要和兴趣，还要选择那些应该培养的兴趣，并使儿童产生兴趣。”他认为，“关于儿童发展的知识只是一个工具，它可以被用来分析课程，也许会有助于教学活动次序化，使儿童获得对世界的有意义的理解。但是，‘发展适宜性教育’与‘教育适宜性教育’是不同的概念。”   

　　   

　　斯波代克回顾了他的工作经历：在1984~1985年间，全美幼教协会因担心早教机构的小学化趋向，成立了一个委员会研究适合早期教育的课程，他担任了这个委员会的主席。但是，这个委员会的研究报告被上级搁置了，后来公布的《发展适宜性教育》（NAEYC， 1987）与他所主持的委员会的研究结果没有什么相同之处。斯波代克坚持自己的观点，编撰了一部更能反映该委员会研究结果的著作《教育适宜性教育》。斯波代克认为，早期教育课程反映了人的发展的知识，但是发展理论本身并不足以成为课程的基础，所以不能只考虑课程是不是适合儿童发展。早在1991年，斯波代克就提出，早期教育课程有三个来源：人的发展、知识的性质以及文化价值观。   

　　   

　　斯波代克并没有否定发展理论对早期教育课程的重要贡献，他分析了各种儿童发展理论及其对早期教育课程可能产生的影响，试图找到儿童发展理论与课程之间的桥梁。他认为，“儿童发展理论并不是一个整体，也没有一种理论可以占据统治地位，多种互相竞争的理论或者相互赞同，或者相互对抗，而且这些理论本身总是在被修正之中的。”他的研究表明，“早期教育课程并不直接来源于发展理论，它们只是受到了研究发展理论的权威人士的个人观点的影响。例如，受皮亚杰理论影响的早期教育课程有许多种，但是没有一种是完全来自皮亚杰理论的，至多只是来源于研究皮亚杰理论的权威人士的理解和观点。而皮亚杰理论只是被人用于证明教育活动是正确的。”斯波代克十分尖锐地指出，其实“儿童发展理论并没有告诉教师要选择什么作为课程的内容”。   

　　   

　　作为一名世界著名的早期教育课程专家，斯波代克认为，在编制课程时通常是以周围的文化作为课程内容的，例如，以日程的方式编制课程，其内容会是冬天来了、新年、春天到了、母亲节等。在编制课程时，也一定需要涉及关于一些正规学校学习的基础，如阅读、计算、社会学习、角色学习等。   

　　   

　　作为一位长期从事教师教育的早期教育专家，斯波代克认为，从事早期教育的教师其实很少直接学习发展理论，而是依赖于教育专家的解释。在教师培训中运用的材料往往是节选的、被解释过的，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会出现曲解理论的现象。   

　　   

　　斯波代克在报告的最后提出假设———在创造、理解理论和编制以理论为基础的课程之间可能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和障碍，并恳请大家检验他的假设。   

　　   

　　很显然，斯波代克的报告向人们传递了这样一个信息：他并没有找到儿童发展与早期教育课程之间的必然联系。那么，由此而产生的问题会是什么呢？   

　　   

　　由斯波代克提出的问题所想到的  

  

　　记得在1993年，斯波代克在第三次访问华东师范大学期间，曾做过一个题为“对‘发展适宜性教育’（DAP）的批评”的学术报告。他在报告中指出了人的发展、知识的性质和文化价值观是早期教育课程的三个来源，并对“发展适宜性教育”只从儿童发展的视角思考学前教育的实践问题提出了激烈的批评。受斯波代克学术思想的影响，笔者广泛地涉猎了各种学术文献，思考了当时在我国幼儿园课程改革中出现过的“发展适宜性教育热”，并于1995年在《幼儿教育》杂志上发表了《社会文化是决定幼儿园课程改革的重要依据》一文，指出幼儿园课程对于不同文化背景中的儿童不具有普遍适用性，各种不同的课程能适合不同文化背景中的不同的儿童，幼儿园课程只顾及儿童发展是远远不够的。   

　　  

　　当今世界，多元文化背景下的学前教育问题已经成为学术界最为关注的热门话题，这是人们对以“科学主义”为基础的、普适性的早期教育课程进行反思的结果。这种发展趋势验证了斯波代克等学者当年的学术思考。   

　　   

　　笔者自从事学前教育研究和教学以来，一直偏爱对儿童发展理论的研究，特别是偏爱对建构主义理论的研究，这种偏爱至今没有改变。从学术研究出发，笔者曾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经历，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做过一些研究，包括如何将建构主义理论运用于幼儿园教育实践，如何开展方案教学，如何借用瑞吉欧教育理念和实践，等等。在教学中，笔者也对学生讲述建构主义理论对学前教育的影响等问题。   

　　笔者自从事学前教育研究和教学以来，也一直与国际上一些著名的建构主义专家保持着紧密的学术联系，不断从他们的研究中汲取营养，并多次与他们合作进行研究。   

　　   

　　然而，学术研究并不必然导致幼儿园课程改革，学术偏好与先进理念不是一回事。在一定的情景和条件下，笔者曾与幼儿教育实践工作者共同进行过一些课程革新的尝试，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但是，这并不是说，这样的研究成果是可以被推广和借鉴的。   

　　   

　　在与当今国际上几位著名的建构主义学前教育家的接触和交流中，笔者深切地感受到这些学者对建构主义理论的执著。他们都是儿童发展心理学家，都是真正的儿童研究者，他们在思考问题时只有一个视角，那就是建构主义的经典是如何阐述这些问题的；他们在判断问题的真伪时只有一个标准，那就是是否与建构主义理论相一致。他们的学术精神以及他们的为人足以让笔者敬重。可以说，在研究儿童时，他们看到了别人没有看到甚至没有想到的东西，但是另一方面他们又看不到即便连常人也能看明白的东西。应该看到，他们的研究只是研究儿童发展的一种视角，而且儿童发展理论与幼儿园课程之间还存在着难以逾越的沟壑。   

　　   

　　2006年11月，笔者应邀在美国芝加哥举行的国际建构主义教师学术研讨会上作了一个题为“建构主义理论在中国学前教育中的影响”的学术报告。来自世界各国的一些老一代建构主义专家对于发生在中国幼儿园中的建构主义教育活动投以赞赏的目光；一些中青年一代的建构主义专家则提出不少质疑，他们的所有问题都聚焦于一个点，那就是中国文化和政治能否与建构主义相容以及相容度如何。   

　　   

　　超越儿童发展   

　　   

　　笔者在不少场合都表达过这样的想法：“课程是教育中最繁难、最容易被误解的事情”。这就是斯波代克所谓的“我越研究，越发现早期教育理论来源的复杂性”。   

　　

　　一种幼儿园课程如果真的只是以某种理论作为主要的理论基础，甚至以某种理论作为唯一的理论基础，那么，这种幼儿园课程只能成为某种“课程模式”，也许它可以被用以说明这种理论是如何被演绎成为教育实践的，但是决不可能被认为是可以在实践中被广泛和有效运用的课程。而今，在编制和发展幼儿园课程的过程中，如果哪个课程一旦被冠以一种理论，特别是被冠以与儿童发展有关的理论，那么这个课程就会成为一个在先进理念指导下的课程；相反，如果哪个课程没有经过这类理论的包装，那么这个课程就难以被认同。其实，这是极大的误解。如果课程真是如此简单，那么在幼儿园课程改革中就不会有如此繁多和繁难的事情发生。事实上，在幼儿园课程编制和发展过程中，我们需要思考和顾及的问题要远远超过儿童发展理论所涉及的问题，更要远远超过某一种儿童发展理论所涉及的问题。   

　　   

　　四年多前，斯波代克提请人们检验他的假设。今天，随着人们对社会文化在早期教育课程中的作用以及什么是有意义的教育、教学等问题的深入思考，人们对斯波代克的假设可望有一个比当年更为清晰的认识。